发布时间: 浏览: 次 作者:CoCo
在比我年轻的作者中，也有人在以全球视角做同样的事情。史景迁的一名学生裴士峰（Stephen Platt）撰写了《天国之秋》（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），他注意到太平天国运动和美国南北战争发生在同一时期，并不只是觉得“哦，它们居然发生在同时，挺有趣的”，而是思考“这两者间有什么联系，当时的人们是否认为它们有关”。
另一名学者詹姆斯·卡特（James Carter）也是史景迁的学生，正在写一本关于近代上海的著作。这个主题已经被许许多多人写过了，怎样找到一个独特的角度呢？他选取了上海跑马场被日军关闭前的最后一天，讲述在场的不同人的故事。
您自己在写作时，是否用了什么特殊的方法使作品更加引人入胜？在无法直接与历史人物交谈的情况下，怎样把他们写得栩栩如生？
华志坚：对我来说，最有用的训练方法是采用旅行写作的一些元素。比如当我描述中国从古到今的变与不变时，会提起自己在旅行中的见闻作为切入点。旅行写作通常要使用第一人称，而这是学术写作中不常有的。
我特别喜欢那些在文字上令人兴奋同时又能佐证某种论点的史料。当我写通俗读物的时候，如果能找到一首符合我意图的、文笔优美的诗歌，我就会把它融入书中，这样我就不用为雕琢每一句话而苦思冥想了。
在通俗写作中，我们通常会选择留下文字记录的人物作为主角，但也可以更创新一些。比如在写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时，虽然事情发生在1900年，我并不在场，但我会加入一些自己去参观相关纪念碑的小故事。所以尽管这是一本历史书，但我也可以成为书中的一个微小的人物。
研究之余保持读小说和非虚构的习惯
美国学界是如何看待为大众写作的历史学家的？这种行为受到鼓励吗？
华志坚：我觉得这会受到特定风潮的影响，在过去10年左右发生了改变。有一段时间，历史学家觉得别人认为他们不像社会科学家那样严肃、科学，但如果采用社会科学的模式就不容易讲故事。
通常，历史学家需要靠第一本书拿到教职，而如果把第一本书写得很通俗，就会有风险。有少数人的处女作非常通俗易懂，并且在职业生涯中也相当成功。
例如，耶鲁大学的乔治·昌西（George Chauncy）写了一本不同寻常的处女作：《同性恋的纽约》（Gay New York），他的论点是在纽约有一个同性恋者的“平行城市”，为此做了认真研究，但这本书在叙事上可读性很强。
还有一名非常成功的历史学家既取得了写作上的成功，让普通读者喜爱，又受到了职业历史学家的敬佩，那就是为《纽约客》撰稿的吉尔·勒波尔（Jill Lepore）。
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。原因之一可能是，有些学者认为很难写好一本文笔优美的书，如果失败了，又没能给专门领域做出学术贡献，那这本书的意义何在？所以我觉得，尝试给大众读者写作是一件高风险但也高回报的事情。
您是否会训练自己的学生如何讲好历史故事？
华志坚：这是一个矛盾，我想魏斐德在训练我时也面临过这个矛盾。他当时写的书可读性非常强，但他仍然认为我应该先写博士论文来证明自己。在我训练学生时，我知道招聘委员会想看到可以证明候选人实力的证据，如果我们花太多时间在写作质量上，就可能会变成障碍。不过我确实试着鼓励学生在每一阶段都思考写作和结构的问题。
非常幸运的是，我们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有文学性新闻的项目，历史学系和它合作，有时会进行对话。我偶尔也会教一门关于历史写作的研讨班，分别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。在平常的研讨班里，大家讨论都是关注书中论点如何、是否令人信服。但我在教写作研讨班时，我们讨论的是这本书作为文本好在哪里。我会让学生挑选他们觉得尤其动人的某句话或某段话，一起进行剖析。
此外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，即使是在必须读许多学术著作的时候，还是要保持读小说和非虚构的习惯。
想看到一部国际性的孙中山新传
近年来，全球视角是您著作中的一大重点，但全球化通常范围宏大，令人难以捉摸，具体的、当地的故事似乎更容易吸引普通读者的注意力。您认为如何可以在地方和全球视角中找到平衡？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？
华志坚：有一个非常美的例子：卜正民（Timothy Brook）在《维米尔的帽子》（Vermeer’s Hat）中，采用了荷兰画家的一系列作品，追溯了画中物件是如何来自世界各地。另一个既具体又全球的例子是琳达·科里（Linda Colley）的《伊丽莎白·玛什的苦难》（The Ordeal of Elizabeth Marsh），它讲的是一个在世界不同地区居住过的女性的故事，试图表达某种全球性的内涵。这些都是可以采用的策略。
对我来说，最大的挑战是语言：我的语言能力比较有限，可以用中文和英文，也可以比较困难地用少量法语和日语，但在研究义和团时，我很想得到关于1900年的不同视角。我发现英国殖民政府会翻译印地语的新闻，所以就去了伦敦，拿到了孟加拉的视角。
另一项挑战则是合作。历史学家通常不太会互相合作，但在研究全球史时，要跨越语言障碍，方法之一就是让一群学者一起写作、结集出书。幸运的是，一名研究日本史的美国学者在听过我的讲座后，慷慨同意帮我做一些研究，与我分享材料，我也很乐意帮他看看中文史料作为回报，所以我们要寻找新的合作方式。
在中国近现代史中，有没有一些主题是您认为可以从全球视角重新讲述的？
华志坚：我认为还有太多可以做的事情。在我看来，是时候写一部全新的孙中山传了，要严肃看待他在世界不同地区的经历，以及世界各地人们对他的看法。很多人都研究过他，但如果把他的全球性置于故事的中心位置，那就会与众不同。
另一名学者詹姆斯·卡特（James Carter）也是史景迁的学生，正在写一本关于近代上海的著作。这个主题已经被许许多多人写过了，怎样找到一个独特的角度呢？他选取了上海跑马场被日军关闭前的最后一天，讲述在场的不同人的故事。
您自己在写作时，是否用了什么特殊的方法使作品更加引人入胜？在无法直接与历史人物交谈的情况下，怎样把他们写得栩栩如生？
华志坚：对我来说，最有用的训练方法是采用旅行写作的一些元素。比如当我描述中国从古到今的变与不变时，会提起自己在旅行中的见闻作为切入点。旅行写作通常要使用第一人称，而这是学术写作中不常有的。
我特别喜欢那些在文字上令人兴奋同时又能佐证某种论点的史料。当我写通俗读物的时候，如果能找到一首符合我意图的、文笔优美的诗歌，我就会把它融入书中，这样我就不用为雕琢每一句话而苦思冥想了。
在通俗写作中，我们通常会选择留下文字记录的人物作为主角，但也可以更创新一些。比如在写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时，虽然事情发生在1900年，我并不在场，但我会加入一些自己去参观相关纪念碑的小故事。所以尽管这是一本历史书，但我也可以成为书中的一个微小的人物。
研究之余保持读小说和非虚构的习惯
美国学界是如何看待为大众写作的历史学家的？这种行为受到鼓励吗？
华志坚：我觉得这会受到特定风潮的影响，在过去10年左右发生了改变。有一段时间，历史学家觉得别人认为他们不像社会科学家那样严肃、科学，但如果采用社会科学的模式就不容易讲故事。
通常，历史学家需要靠第一本书拿到教职，而如果把第一本书写得很通俗，就会有风险。有少数人的处女作非常通俗易懂，并且在职业生涯中也相当成功。
例如，耶鲁大学的乔治·昌西（George Chauncy）写了一本不同寻常的处女作：《同性恋的纽约》（Gay New York），他的论点是在纽约有一个同性恋者的“平行城市”，为此做了认真研究，但这本书在叙事上可读性很强。
还有一名非常成功的历史学家既取得了写作上的成功，让普通读者喜爱，又受到了职业历史学家的敬佩，那就是为《纽约客》撰稿的吉尔·勒波尔（Jill Lepore）。
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。原因之一可能是，有些学者认为很难写好一本文笔优美的书，如果失败了，又没能给专门领域做出学术贡献，那这本书的意义何在？所以我觉得，尝试给大众读者写作是一件高风险但也高回报的事情。
您是否会训练自己的学生如何讲好历史故事？
华志坚：这是一个矛盾，我想魏斐德在训练我时也面临过这个矛盾。他当时写的书可读性非常强，但他仍然认为我应该先写博士论文来证明自己。在我训练学生时，我知道招聘委员会想看到可以证明候选人实力的证据，如果我们花太多时间在写作质量上，就可能会变成障碍。不过我确实试着鼓励学生在每一阶段都思考写作和结构的问题。
非常幸运的是，我们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有文学性新闻的项目，历史学系和它合作，有时会进行对话。我偶尔也会教一门关于历史写作的研讨班，分别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。在平常的研讨班里，大家讨论都是关注书中论点如何、是否令人信服。但我在教写作研讨班时，我们讨论的是这本书作为文本好在哪里。我会让学生挑选他们觉得尤其动人的某句话或某段话，一起进行剖析。
此外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，即使是在必须读许多学术著作的时候，还是要保持读小说和非虚构的习惯。
想看到一部国际性的孙中山新传
近年来，全球视角是您著作中的一大重点，但全球化通常范围宏大，令人难以捉摸，具体的、当地的故事似乎更容易吸引普通读者的注意力。您认为如何可以在地方和全球视角中找到平衡？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？
华志坚：有一个非常美的例子：卜正民（Timothy Brook）在《维米尔的帽子》（Vermeer’s Hat）中，采用了荷兰画家的一系列作品，追溯了画中物件是如何来自世界各地。另一个既具体又全球的例子是琳达·科里（Linda Colley）的《伊丽莎白·玛什的苦难》（The Ordeal of Elizabeth Marsh），它讲的是一个在世界不同地区居住过的女性的故事，试图表达某种全球性的内涵。这些都是可以采用的策略。
对我来说，最大的挑战是语言：我的语言能力比较有限，可以用中文和英文，也可以比较困难地用少量法语和日语，但在研究义和团时，我很想得到关于1900年的不同视角。我发现英国殖民政府会翻译印地语的新闻，所以就去了伦敦，拿到了孟加拉的视角。
另一项挑战则是合作。历史学家通常不太会互相合作，但在研究全球史时，要跨越语言障碍，方法之一就是让一群学者一起写作、结集出书。幸运的是，一名研究日本史的美国学者在听过我的讲座后，慷慨同意帮我做一些研究，与我分享材料，我也很乐意帮他看看中文史料作为回报，所以我们要寻找新的合作方式。
在中国近现代史中，有没有一些主题是您认为可以从全球视角重新讲述的？
华志坚：我认为还有太多可以做的事情。在我看来，是时候写一部全新的孙中山传了，要严肃看待他在世界不同地区的经历，以及世界各地人们对他的看法。很多人都研究过他，但如果把他的全球性置于故事的中心位置，那就会与众不同。
